艺术家、美术教育家郭绍纲

“1960年从苏联回国,我给学院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留苏好几年,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能否先让我深入生活一段时间,再参与教学?”那年9月下旬,郭绍纲和农业大学另外三人,到广东清远莲塘镇竹溪村,与当地农民一起下田,“回到广州美术学院后,我继续在学校的一个养鸡场里养殖小球藻,那时物资紧缺,学校用以解决经济困难……”

郭绍纲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美术教育家,是参加广州美术学院前身的组建者之一,亦是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个时代,被国家选派留学苏联,并在归国后不断创造美育环境的典型代表人物。猴年春节后的这天,面对雅昌艺术网记者来访,84岁的郭绍纲精神矍铄,回望过往似乎有着永远聊不完的话题。聊开了,才又反问一句:“你还想知道什么?”

《歌舞演员像》 120x112cm 1958年

《黄衣少女》(局部)98.5x67cm 1957年

留苏前在中南美专的苦与乐

在留学苏联前,郭绍纲有一段难忘经历——参与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前身)的筹建与教学工作,这为他回国后与广州美术学院共经的大半世纪岁月与情谊埋下伏笔。

1953年夏天,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郭绍纲,与杨之光、袁浩、冯玉琪、夏略五人,被分配到中南美专任教。“中南美专是什么来头呢?当时中共中央设置了华北、中南、东北等几大分局,中南局在武汉,而中南五省二市,又包括了两湖(湖北、湖南)、两广(广东、广西)、河南与广州、武汉。时任中共中央文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派给咱老院长胡一川一个任务——到中南地区办一个美术专科学校。”郭绍纲回忆说。此处提及的美术专科学校,正是由广东华南文艺学院、湖北中南文艺学院和广东艺术专科学校三校合并而成的中南美专。

郭绍纲依然清晰记得8月17日报到那天,他从汉口到武昌,热得全身发黏,于是要求当地的老校友一定要带他去买竹制的凉席,“如果没有凉席我就很难入睡了”。

同年,广东华南文艺学院启用专列火车,包括师生、教具、图书,以及李铁夫的捐赠给学校的作品等在内,整体搬迁到武汉。“我听图书馆的人说,书架子是连着书一起打包托运过来的,这样的好处在哪里?一来到武汉,只要有空间就可以开馆为教学服务了,减少了重新整理的工作量。”郭绍纲说。

当时的课室由老建筑尚未修缮完工,学校交给郭绍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计席棚教室,用什么材料、怎样采光等都是考虑在内的问题,“没有水泥地,都是泥巴地、草坪,一下雨肯定要漫水,我就希望能铺一层15-20公分的地板;北面为玻璃窗,便于稳定采光……一切都得与棚工师傅商量。”最后建成了两排共十间这样的教室,每间五六十平方米大。按水平,二年级一个绘画班,一年级绘画系则按甲乙丙丁戊编班,另外还有雕塑系和图案组(工艺师生因人太少无法成系,于是成立图案组),当然还有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组。大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教学单位了。

除了这个任务之外,郭绍纲还在绘画基础教研组担当王道源教授(组长)的助教。课程多、教师相对不够,是当时的实况,作为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新生代,郭绍纲负责三门课程:甲班的水彩、乙班的速写课和二年级的素描。郭绍纲说起来仍情怀满满,“那时我满脑子都是怎样提高、发展自己,为学校、为美术教育作贡献。”

《戴红帽的女青年像》(局部)91x66cm 1960年

《高尔基城》 17×12.5cm 1958年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郭绍纲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们国家在被包围的状态下,只有苏联站出来支持我们,再加上‘十月革命’的成果,中苏关系友好,我们大范围学习苏联老大哥,俨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姿态,当时苏联写实油画对中国美术界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在中南美专任教不到一年时间,1954年初,郭绍纲得知国家选派大批青年到苏联留学,以工、农、理科及语言等专业学生为主,分给美术的名额不多,而中南地区只有两个名额可到北京中央美院参加留学考试。郭绍纲是由学校派出的其中一个报名者,另一位则是由中南美术创作组派出的钱运达。

“中南美术创作组也在这个院里边,但它是属于中南区文化局下属的一个创作单位。”郭绍纲说,“我印象中参加考试的还有西南区、华东区、东北区等推荐来的大概十多二十人,另外还有中央美院自身的一些青年教师。”

考完回来没多久,郭绍纲就被录取了。而同样报考油画专业的钱运达,则因名额有限,上面希望他转动漫艺术,便来征求郭绍纲意见,郭绍纲鼓励他“机会难得,当然要去,国家肯定需要动漫艺术方面的人才啊。”最后钱运达接受了上级安排,直接到苏联学习动漫艺术。“尽管在那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但我知道他回国后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负责动漫电影,也是一个人物。” 郭绍纲说。

和钱运达直接到捷克学习不同,郭绍纲与其它选派者一起在北京学习了一年俄语,才到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去。而油画专业全国只有两个名额,最后选派了他和中央美院的青年老师邓澍,郭绍纲谦虚地认为,自己能被选上缘于天时地利,“天时——我就生于这个年代,在这个时候能参与留学考试;地利,则是我从中央美院到中南美专,两个选派名额中,北京一个、地方一个,故被选上。不然北京还有那么多优秀校友,哪里轮得到我?”

博物馆是郭绍纲在苏联时常到的一个好去处,兴致来时,还临摹一些馆藏珍品。1959年,时值国内“大跃进”,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郭绍纲与同学集体临摹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送回祖国。“当时苏联‘巡回画派’盛极一时,我们直接学习了‘巡回画派’质朴、贴近生活的特色,主张艺术家要走向民间、取材于生活、同情劳苦人民。没有生活便没有艺术,成为我们这辈人的艺术观。”郭绍纲回忆说。而让他最难忘的,则是王朝闻教授到苏联访问时说的话,“作为留学生,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应该像牛吃草一样,拼命吃,回来用反刍的胃消化。”

1960年夏,郭绍纲完成毕业创作的草稿,由于中苏关系等问题,被迫提提前一年回国, “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他如此形容当时的感受。而早在1958年,中南美专南迁广州,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所以回国后,郭绍纲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并把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五年的课堂作业和主要课外写生,都交给了学校,每年展出一次,作为教学参考。

《船坞》 35x26cm 1958年

《教堂湖景》36.5×54.5cm 1958年

不应笼统地理解“苏派”

回来的这一批人基本留在了北京,如李天祥、钱绍武、林岗、邵大箴、奚静之、李玉兰等,一是北京派去的人多,二是那儿有掌握这些人员调配的优势,落实到地方的,郭绍纲到了广州美术学院,肖丰和全山石到了中国美院,张华清在南京艺术学院,徐明华在南京师大……这一批留苏者回国后,带着苏联一套严谨的教学方法,广泛地进入到国内的教育建设中。

“1954年,文化部教育司(艺教司)在北京召开一个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会上就提出了契斯恰科夫的一套严格素描教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一步一步来,循序渐进,深入刻画。我们在苏联留学的人却没有认为契斯恰科夫是一个典型的人物,但在十九世纪很多画家都接受了契氏的素描教学,并有不少成了名人,固然跟他的要求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是受当时民主主义的社会革新思想影响而创作出许多油画名作。”

“对现在的‘美术人类’来说,‘苏派’是一个渐渐淡去的概念,但在我们当年,‘苏派’就是一种正统,就是规范,就是标准。作为郭绍纲唯一正式意义上的研究生,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朱松青对于郭老及当年的“苏派”模式,提出自己的看法,“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美术教育,总体上还处于低端、无序甚至杂乱的初级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那么一段专注于单一模式的发展经历,是利大于弊。‘苏派就是当年我们学习西方的一个版本,也许它称不上‘正宗’或最好的版本,但至少也是一个能让我们较快地进步并适合我们学习的版本。经过这个相对单一模式的发展,中国美术教育就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平台,自然就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基础、框架与坐标。这对于后来多样化学习西方,就是一个较高的起点和相对明确的参照体系。”

然而,随时代演变,在传播过程中,“苏派”这个概念也慢慢地被误解为那一批留苏学子身上的标签。在郭绍纲看来,“苏派”是一种教育方式,而非这一批人的共性。他说,“1979年文化部教育司在中国美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素描教学会议时,当时就有人提出,几位留德的人向文化部写报告成立留德工作室,你们留苏的怎么不成立一个留苏工作室。我当时态度就很鲜明:每个人的学术观点和探索经历都不一样,系统地以一个派别去贴标签是不对的。”

郭绍纲认为,苏联美术教育对中国的影响,除了模式,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推动,但是,不应笼统地、狭隘地理解“苏派”。留德、留日、留法等等,也不应成为一种宣传标签,而应借鉴国外美术知识进行自身消化,在东西文化中求同存异,找到我们自己的出路与特色。

《芍药盛开》76x102cm

《园墙》61x92cm

美术教育身先士卒

作为同一批留苏归国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仍清晰记得这样一个情景,“1966年冬,我到广州‘串连’,当时绍纲在牛棚中,不能谋面,只能在一个揭露‘牛鬼蛇神’的展览会上,看到‘红卫兵小将’们在抄了他的家拿出来示众的许多照片。大多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生活照,其中也有我的‘图象’,都被打上了叉叉,我一面看一面打哆嗦。那时我想,绍纲假如不那么认真做事,大概是不会被揪出来和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他在广州美院油画系独当一面,传播俄国艺术和教育经验,自然都被看做‘放毒’。关于他的这段经历,我偶尔对他提起,他总是付之一笑,从没有诉过苦,也没有提及任何伤害过他的人。对此,我是敬佩的。”

邵大箴说的“假如不那么认真做事”,在郭绍纲的身上变为难以成立的假设。“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是落后的。1980年底,全国九万三千多所普通中国只有二万一千多美术教师,形成断层现象。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处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培养大量‘美育’蜂王浆和各类造型设计的专门人才。培育各类学校大批合格的美术教师,势成当务之急。为此,教育部与文化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当前艺术教育事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文件,要求各地的高等艺术院校试办美术师范教育。为培养社会急需的美术师资,广州美术学院准备创办师范系。领导物色系主任有困难的时候,郭绍纲教授毅然离开了油画系的领导岗位去承担这一艰难的任务。”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副院长范凯熹十分肯定郭绍纲在教育上做出的建设性作用。

“1980年,当时胡一川院长点郭绍纲、我、葛曾鹊、蚁美楷、姜今等五个人着手筹备美术师范系,因为当时师范专业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筹建师范系的条件很艰难,其它系的老师都不愿意到美术师范系来。”原广州美术学院教育系主任胡钜湛回忆当年情境说。

当了两年系主任后,郭绍纲升任副院长,尔后在1983年,就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正天不止一次在研讨会上谈及与郭绍纲有关的几个细节,“一是他当院长,儿子考不上美院;一是他当院长,住房比我们都差;一是他支持我搞教学改革试点班;还支持我到华南理工大学带研究生;理在想来,这些在当时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的我只不过是年轻教师,而且刚从牢里出来,按照资格来讲是论不到我的,如果没有他的胸怀和卓识的远见根本做不到。”

在我国政治运动最复杂、最蓬勃的时期留学苏联,在我国亟需美术教育人才时挺身肯干。从言谈中,至今仍能在郭绍纲身上看出那一代人的志气满怀,而这种情怀,随着郭绍纲对当下美术教育的关注目光,依然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作者:欧宝静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