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人从西方进口艺术品总投资高达200亿美元,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的油画拍品,40%都落入了日本买家之手。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爆裂,富商巨贾们开始纷纷抛售刚买到手的天价艺术拍品,不到一年时间,日本人的艺术品投资净亏了60%以上。据日本画商最乐观的估计,日本各银行当年以50亿美元购入的画作,最多能卖出14亿美元。)

日本画商乐观估计,50亿美元购入画作,最多只能卖14亿

1988年,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以47.7亿日元购得毕加索的名作《杂技演员与年轻丑角》;西武百货公司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的名作《睡莲》;到了20世纪晚期,不到十年光景,日本人从西方进口艺术品总投资高达200亿美元,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的油画拍品,40%都落入了日本买家之手。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爆裂,国民经济由零增长到出现负增长,许多公司,工厂破产、倒闭。为了抵债,富商巨贾们开始纷纷抛售刚买到手的天价艺术拍品。在这场大甩卖中,斋藤拍回来的《加歇医生》以7000万美元(8250万美元买入)卖出,赔了1250万美元;《红磨坊街舞会》以3500万美元(7810万买入)卖出,赔了4310万美元。有经济学家为此算了一笔账,不到一年时间,日本人的艺术品投资净亏了60%以上。据日本画商最乐观的估计,日本各银行当年以50亿美元购入的画作,最多能卖出14亿美元。

而近年海外不少“天价”拍品均由中国藏家创造,不少人提出疑问: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艺术品投资的悲剧是否会在中国重演?收藏家郭庆祥曾撰文表示,他们购买艺术品并不是悲剧,他们只是在艺术市场的价格高峰期买入作品,而现在国际艺术市场正处在低谷,我们选择现在时机出手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而华辰拍卖总经理甘学军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艺术品市场与日本不同。当时日本本土的艺术品市场并没有形成,收藏家主要以收藏西方艺术作品为主。然而,中国艺术品市场形成已久,目前中国收藏家虽然购买的艺术作品分散在国内外,但以国内和亚洲地区的艺术家作品为主,并且传统市场依然占据大部分份额。因此,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更为安全。”

(部分据《谁在拍卖中国》作者吴树转述日本记者内森的话。)

日本艺术品投资悲剧会否重演

中国籍藏家近年在香港及海外已创下超过10件过亿元纪录

“天价拍品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和由此及彼的问题,一件造成天价的艺术品,除了它作品本身的价值之外,还有藏家赋予它的价值,买家对作品有特殊的情感,这也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

著名藏家郑华星

亿元天价拍品总能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不少消费者更好奇如此“天价”的作品到底都是谁在买,为何又值这样的价钱。收藏周刊记者梳理发现,中国籍藏家近年在香港及海外已经创下超过10件过亿元的纪录。而曾经创下佛像艺术品最高价的买家郑华星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天价拍品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我们只是往大海中扔下两颗炸弹,是引不起海啸的,市场还需要慢慢去培育。”

潘天寿天价作品上拍,因卖家资金出现问题

潘天寿巨制《鹰石山花图》在中国嘉德“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以6800万元起拍,经过近百轮竞拍,最终以2.79亿元(加佣金)成交,该成交价成为今年国内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同时也打破了潘天寿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更有媒体高呼中国拍卖重回“亿元时代”。

广州艺术品行业商会会长石金柱近日在“融熙文化艺术大讲堂”上透露,“这幅作品的卖家是河北的一位姓郭的藏家,他当年拍下这张作品时在同行里许愿,称要与这张画生死相随,抱死而去。但他的企业今年资金出现问题,而且他曾经在嘉德拍卖买下多张高价作品,包括广东一位藏家卖出的傅抱石的作品,均未付款,迫不得已再次拿作品上拍。而这次潘天寿的作品买家正是新疆藏家孙广信。”对于如此“天价”成交的潘天寿作品,石金柱认为“价格离奇!1.5亿元是最合理的。”随后他补充,这就是拍卖的魅力,竞争以后价格就上去了。

中国藏家近年创造的亿元拍品已超过10件

大概从2006年开始,收藏家刘銮雄以1.1亿元人民币在佳士得(纽约)购得《毛泽东肖像》后,中国藏家创造的艺术品亿元“天价”成交的事迹便不绝于耳,而近年更愈演愈烈。据收藏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由王中军、王健林、刘益谦伉俪和郑华星等人在中国香港以及海外地区创造的亿元拍品已经超过10件。

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更连续两年入选美国著名老牌杂志《ARTnews》统计的全球最活跃收藏家名单TOP200。而在2013年的榜单中又出现了另外4位中国内地的收藏家:北京达世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滨,出版商、现代传播集团董事长邵忠,北京五洲风情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之夜”KTV主人乔志斌,多姆斯收藏创办人张明。

值得注意的是,收藏家郑华星曾以2.36亿港元请回“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大明永乐年施》款)”,创下中国雕塑品世界最高拍卖纪录,而刘益谦则在去年用3.48亿港元把“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收入囊中,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最高纪录。

此后,不少人认为郑华星、刘益谦创造“天价”佛像、唐卡的成交带动了佛教艺术品的上涨,但郑华星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却风趣幽默地表示,“我们只是往大海中扔下两颗炸弹,是引不起海啸的。市场还需要慢慢去培育”。他强调,天价拍品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和由此及彼的问题,“一件造成天价的艺术品,除了它作品本身的价值之外,还有藏家赋予它的价值,买家对作品有特殊的情感,这也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

天价唐卡近二十年上涨了30多倍

然而,无可否认,刘益谦用近3.5亿港元创下的唐卡纪录对于佳士得拍卖行来讲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在“融熙文化艺术大讲堂”上,佳士得(香港)高级副总裁曾志芬再次详细地介绍了这一幅永乐款的唐卡。

“我曾经试过梳理唐卡的来龙去脉,通过伦敦的同事找到相关资料。我发现当时拿到伦敦上拍的是一个印度的皇家贵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个人叫锡金王,他们是一个小国家,当时这个国家要支持印度独立,所以,当时锡金王就把这幅唐卡送给了印度的皇室贵族。然后这幅唐卡就一直放在这个贵族的房子里,后来房子的另一个主人找到了它,所以,这幅唐卡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没有拿过出来的。”

直到1977年11月,这位印度贵族终于拿到佳士得(伦敦)拍卖行,并以7300英镑的拍卖价格售出,而买家是一个英国人。有趣的是,这张精美绝伦,右上具“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楷书款的刺绣唐卡,在当时并未得到专家认同。同时,人物身体上的明暗渐变的手法也被认为是西方传入的,不可能出现在15世纪的中国,所以当时将年代定在19世纪,将信将疑的买家拍下藏品之后,做了碳14检测,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这幅工艺繁复的唐卡真是出自600多年前的大明王朝。当这幅唐卡第三次出现拍场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在佳士得(纽约)以101.45万美元成交。而在2002年当这幅唐卡出现在佳士得(香港)时,成交价已经飙升至3087.41万港元,时隔11年,2013年再现拍场,刘益谦最终以近3.5亿港元的“天价”买下。

作者:梁志钦、孙林    来源:《新快报》

原题:《日本艺术品投资悲剧会否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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